在1650年，满清大军南下，展开对南明王朝的侵略。作为“汉军三王”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携带着大量的汉军八旗军，配合督战的满洲八旗军将领，攻占了广州城。这两个背叛的将领，不仅带领自己的军队，还与满清的满洲军联手，开始了对广州长达十日的屠杀，导致约70万无辜民众在这场浩劫中丧命。

这场屠杀并非孤立事件，它紧随1645年多铎攻陷扬州后发生的扬州大屠杀，其规模堪比扬州之惨，扬州大屠杀中清军屠戮了80万平民，进一步暴露出满清八旗奴隶主集团的极端暴行。即便是满清灭亡后，那些满清遗老也不得不在《清史稿》中承认，这场屠杀“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，怒其民力守，尽歼其丁壮”，显示出他们的冷血与残暴。

与此同时，其他史料也对此事进行了记载。南明时期的戴耘野在《行在阳秋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初二日，清陷广州，屠之。……百万人民，尽死于内。” 清朝人方恒泰的《橡坪诗话》中更是描绘了广州屠杀的惨状：“城前后左右四十里，尽行屠戮，死者六十余万人。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，适天雨，渎溺几尽，其所存仅二人，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。” 此外，广州市志《宗教志》也记载了当时广州东郊乌龙冈的情况，许多遇难者的尸骨被真修和尚收集并合葬。

生还者的目击记录同样令人震惊。王鸣雷在《祭共冢文》中写道：“甲申更姓，七年讨殛。何辜生民，再遭六极。血溅天街，蝼蚁聚食。饥鸟啄肠，飞上城北。北风牛溲，堆积髑髅。或如宝塔，或如山邱。五行共尽，无智无愚，无贵无贱，同为一区。” 这段文字形象地勾画出广州街头遍布尸体的惨状，以及无辜民众的死去。

而西方传教士对这场屠杀的记述也极为触目惊心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（M. martini）在《鞑靼战纪》中提到，屠杀自11月24日持续到12月5日，“他们不论男女老幼，一律残酷地杀死……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，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。” 荷兰使臣约翰·纽霍夫则描述了广州城内的惨景，“每个士兵开始破坏，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；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……”

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2004年在尚可喜的故乡辽宁海城，一场名为“清朝平南亲王尚可喜”学术研讨会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“清史专家”，他们不顾尚可喜及其部下在广州大屠杀中的罪行，竟提出要为尚可喜翻案，甚至称他为“中华民族的英雄”。他们论调中的“尚可喜认清大局，顺应潮流，既能与时同进，又能把握机会，明哲自保，急流勇退”无疑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。

尚可喜的背景和动机也颇为复杂。尚可喜的父亲尚学礼和兄长尚可进都是明末辽东的抗清将领，在对清战争中战死。甚至尚可喜的妻子与众多族人也在满清的逼迫下死于海边。然而，这一切仇恨并没有让尚可喜产生反满情绪，反而在看到孔有德、耿继茂获得满清皇太极的青睐后，他果断背叛了自己的祖国，投降了满清。尽管他伪装成被明军迫害的受害者，但其背后的动机明显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而非民族大义。

即使在屠杀广州70万民众之后，尚可喜的暴行并未就此终结。1653年，尚可喜和耿继茂再次攻占潮州和南雄，再次发动大屠杀。清朝史料记载，这两场屠杀的遗骸数以十万计，“纵兵屠掠，遗骸十余万”，这些恶行无疑揭示了尚可喜彻头彻尾的汉奸本质。

关于尚可喜的历史评价，不仅仅是满清与明朝之间的斗争问题，甚至也不需要过多涉及满汉之别。从广州大屠杀和潮南大屠杀这两件足以震惊世界的反人类罪行来看，尚可喜作为主谋之一，已经注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无论历史如何变迁，暴行依旧是暴行，反人类依旧是反人类，而尚可喜的罪行将永远被后人唾弃。

即使是在五百年、千年之后，任何有基本爱国心和民族情感的人，都会毫不犹豫地谴责尚可喜的罪行。并且，任何现代文明人，也应当对尚可喜这类的反人类战犯给予最严厉的批判。即便是在某些逆向民族主义者嘴里，所谓“破坏民族团结”的批评也无法掩盖尚可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。历史的定论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改变，尚可喜的罪行仍将永远为世人铭记。

尚可喜的翻案运动与纪念馆的建立，实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。尽管这些人力图为尚可喜的罪行辩护，甚至声称他在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方面做出了贡献，但实际上，这些言论不过是试图掩盖他屠杀数十万民众的事实，实属荒谬。况且，在与尚可喜同样名列历史耻辱榜的，还有洪承畴这样的汉奸，双方的罪行如出一辙。

这种翻案活动实质上不仅侮辱了那些真正为民族自由而战的英雄，如岳飞、文天祥等，也证明了某些“逆种”分子的险恶用心，他们试图通过种种辩护与翻案，抹黑那些真正的民族英雄，破坏民族团结。正是因为这些反动势力的存在，广大爱国民众才会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纪念与辩护作出强烈反应，并将这些历史人物的恶行公之于众。

历史应该记住的是那些为民族奋斗、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，而非那些屠杀、背叛、卖国的叛徒和汉奸。希望我们能够在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智慧，捍卫民族尊严，拒绝为恶行辩护，永远铭记那些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英雄。